第一章 时过境迁（2 / 2）

让裴承毅前往巴基斯坦，除了帮助巴基斯坦完成军事指挥体制的改革工作之外，主要是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指导意见，使巴基斯坦与共和国同步完成战争准备工作。

在伊斯兰堡，裴承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时在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当文秘的柳青青。

两人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算得上“闪婚”。裴承毅看中的不是柳青青出身外交官世家的身份，也不是时任共和国外交部南亚司司长的岳父柳玉龙，而是两人相似的工作环境。作为驻外使领馆文秘，柳青青长期在国外工作，与裴承毅长期在军队工作一样，早就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即便丈夫长期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多少怨言。根据国防部对离婚军人进行的调查，绝大部分都与夫妻长期分居有关。

婚姻与女儿改变了裴承毅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事业。

如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裴承毅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女儿身上，花在了家庭上。因为分到了一套单家独户的庭院，所以裴承毅把早年因脑溢血瘫痪的母亲接到了巴基斯坦，还聘用了两名巴基斯坦军队的勤务员。

可以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两年，裴承毅更像普通人。

当然，裴承毅没有因此而忘记军人的职责。

4年多，共和国的变化更加显著。

2031年中，国内局势稳定之后，王元庆开始大刀阔斧的调整行政区划。

看上去，这与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这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步骤。

按照全体代表大会在2031年7月通过的《行政区划修改调整实施细则》，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重组、分化为48个省级行政区，新增的省级行政区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疆直辖市（原新疆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山北藏族自治区（原大西阿里地区与日喀则地区）、山南直辖市（大西山南地区、林芝的米林与墨脱县、以及收复的藏南地区）、西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与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呼伦贝尔直辖市（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甘北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与武威市）、川西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川直辖市（达州市、巴中市、南充市与广安市）、北部省（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齐齐哈尔市、与伊春市）、西南自治区（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怒江傈傈族自治区与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区）、辽东直辖市（大连市、营口市、鞍山市与丹东市）、山黄直辖市（威海市、烟台市与青岛市）、苏北直辖市（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与盐城市）、福南直辖市（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与泉州市），行政区划变更的有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与河北省。

此次改革，不但使省级行政区划变得更小，还对全国经济布局做了全面调整。

将新疆、内蒙古、大西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区分化划成多个省级行政区，新增几个面向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等邻国的直辖市，非常有助于增进边境贸易，加强共和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为直辖市、比如辽东直辖市、山黄直辖市、苏北直辖市、福南直辖市，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如同大连、青岛、厦门等特大城市与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较落后或者较偏远地区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比如东川直辖市、苏北直辖市，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改革。

随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权力必然分散，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地方政府难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

2032年初，换届选举之后，王元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县级基层代表普选之外，还在辽东、河北、山东、山黄、苏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福南、广东、广西、东川与重庆等14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县级基层政府直选”试点工作，即由县级代表大会选举代替上级任命，直接产生县级政府。

改革走到这一步，已经势不可挡。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才触动了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

县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再由公民选举的代表选择政府官员。如此一来，县级政府的负责对象不再是上一级政府，而是投其选票的代表与选择代表的公民。改变了政府的责任对象之后，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由上级政府决定，而是由公民决定。虽然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比如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升迁，仍然需要上级政府官员的提拔，但是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支持，必须为选择他们的公民负责。

按照外界的预测，王元庆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他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肯定会在全国推广“县级基层政府直选”，并且在省市一级政府推行“代表直选”。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前进，政治改革不可能在王元庆任期内完成，至少中央一级的改革行动要由下一任国家元首完成。

王元庆的举措再次超出了外界的预测。

2033年初，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元首提交的《代表薪酬管理法》，正式明确了代表作为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始推广“全职代表”。

这项改革引起很大的争议，只是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

随着国家法制进程加快，作为立法机构的全体代表大会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代表的议程安排也越来越繁杂。如果仍然采用以往的方式，代表临时参加立法与审议工作，肯定无法保证工作效率，也就无法更有效的推进法制建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代表脱产，成为专职的立法与审议人员，替选举他们的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

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还是代表队伍过于庞大。

从基层到中央，代表总数超过30万，按照同级别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计算，每年的薪酬总额在450亿到500亿之间。暂且不论这开支是否会增加税收负担，有必要让如此多的代表脱产吗？

王元庆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有实现在中央与省级施行“全职代表”制度。

改革进行到这一步，很多人都猜出了元首接下来要做什么。

如果按照原有的行政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总共有5级（中央、省、市、县、乡），虽然乡一级行政单位的职能已被弱化，很多单位都集中在县一级，但是4级行政管理仍然过于烦琐。如果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肯定要减少行政级别，最有可能被取缔的就是介于省与县之间的市，最终形成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级别。扩大省级行政区划的数量，缩小省级行政区划的范围，为取消市级行政区划打下了基础。

事实也确实如此。

2034年，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行政区划改革法》。

市级行政单位将被逐步取缔（直辖市与自治区首先进行试点改革，其他省级行政区将在2035年之后开始改革），由省级政府直接领导县级政府。

此改革的直接结果是，至少有1200万公务员将丢掉饭碗。

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国务院出台了相关办法，即辞退或者主动辞职的公务员将得到与工作年限有关的劳务补偿（工龄除以5，再乘以前1年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工龄为5年的公务员将得到相当于前1年工资总额1倍的补偿，工龄为10年的将得到相当于前1年工资总额2倍的补偿，以此类推），并且无偿获得再就业培训机会，50岁以上的辞职与辞退公务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由国家承担，40岁到50岁之间的辞职与辞退公务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由国家承担一部分。

缩减1200万公务员不是小事，只是谁也没有能力改变事实。

所幸的是，共和国不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部分40岁以下的公务员都能在接受就业培训之后找到合适的工作，40岁到50岁的公务员也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50岁以上的公务员则可以得到国家的高额补偿（这部分公务员的工龄一般在25年以上，相当于能够拿到2033年全年工资5倍的补偿，加上由国家提供的全额养老与医疗保险，在年满60岁开始领取养老保险之前不会为生活来源发愁）。

改革走到这一步，共和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裴承毅最关心的还是共和国的军事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