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复杂化（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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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复杂化
接下来几个小时，裴承毅终于搞明白了当前、也就是2041年初的国际局势。
归根结底，一切都得从2038年的叙以战争算起。这场激战4个小时、拖了21天的战争把中东军事由冷变热，再由热到温。用“温”来形容“后叙以战争时期”的中东局势，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全世界都知道，在共和国与美国分出高下之前，中东地区的局势就不会降温，但是所有人都相信，在共和国与美国均不愿意直接过招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冲突不会变成战争。
如此一来，中东地区的国家斗争变成了“耐力赛”。
叙以战争之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了基本政策。不管是继续依靠美国的以色列、还是在中美间摇摆不定的埃及、死心塌地追随共和国的叙利亚，以及与欧盟往来频繁的约旦、奋发图强的伊朗等等国家，其“新政”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解决国内矛盾，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拿叙利亚来说，战争结束后，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不降反增，连续3年都是中东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特别是在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代尔祖尔省首府代尔祖尔的“萨苏哈德电站”（4座5000兆瓦级可控聚变核电站的第一座）的一期工程在2040年底竣工、正式并网发电之后，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像打了鸡血一样，在2040年的最后一个月与2041年的第一个月分别创造了环比增长11%与同比增长16%的纪录。要知道，在经济一直不景气的中东地区，这样的发展速度绝对是奇迹。虽然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因为叙利亚是第一个从共和国引进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国家，而且引进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000兆瓦级反应堆（每座电站均有5座反应堆，分3期建成，当时其他国家引进的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反应堆功率都在500兆瓦以下，比如约旦从法国引进只有400兆瓦、埃及从共和国引进的只有500兆瓦、土耳其从美国引进的也只有500兆瓦，以色列自研的则只有250兆瓦），电力成本在各中东国家中最低，对国际资本有足够大的吸引力，所以吸引了大批投资，特别是来自共和国的投资，使其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是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否认，如果不是叙利亚当局锐志改革，推出了很多重大政策，从根本上确保了国际投资的利益，那么点电力成本优势根本不足以吸引到几千亿元的投资，共和国的资本家也没有理由放弃国内市场，到一个没有任何保险的国家去赚刀头上的钱。
事实上，叙利亚的变化就是整个中东局势的缩影。
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评论来说，叙利亚在战败之后不提报复，而是埋头发展经济，不是叙利亚不想报复，而是要为报复做好充足准备。正是如此，很多西方新闻媒体认为，正是共和国的影响让叙利亚成了中东地区的不安定因素。毫无疑问，这是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道理的言论。如果因为怀疑某个国家繁荣强盛会对周边的国家构成威胁，就剥夺该国民众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西方国家倡导的“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就是一句空谈，更是为了维护西方文明利益的谎言。
事实上，“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本身就是谎言。
如果人类文明能够共同进步，就不会存在国家与民族的界线了。更重要的是，文明共同进步的基础条件就是经济共同发展，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而掌握着大部分资源的发达国家是不可能与发展中国家一起进步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基础，或者说发达国家发家致富就是建立在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不管怎么说，中东局势并不平静。
在此情况下，最受关注的还是伊朗，因为2038年6月份，即叙以战争结束后不久，伊朗当局就喊出了“改革”口号。
事实上，伊朗的改革在2024年，也就是伊朗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
当时，伊朗百废待兴，除了粮食供应勉强能够自给自足之外，其他所有资源都需要进口，因为炼油厂遭到严重破坏，就连成品油都需要进口。可以说，6000万伊朗人必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毫无疑问，要想重建，就得依靠国际援助。因为美国确实理亏，所以在伊朗进行重建的时候，美国并没横加干涉。当时，除了美国之外，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在内，大部分国家都为伊朗提供了援助。当然，绝大部分国家只是象征性的提供援助，连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都只意思了一下。
真正帮助伊朗进行战后重建的是共和国与俄罗斯。
虽然共和国与俄罗斯在伊朗发展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毕竟两国都想借伊朗进入中东地区，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伊朗国内改革方面，两国的态度是一致的，毕竟不管是共和国还是俄罗斯，都受到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如果能够消除极端组织的最大靠山，就能从根本上改善国内安全状况。为此，共和国与俄罗斯提供援助的时候，都明确表示，伊朗必须进行改革。
当然，说到具体的改革措施，共和国与俄罗斯就有矛盾了。
俄罗斯的想法简单直接，那就是伊朗当局必须从政治改革开始，先纠正政治错误，再发展经济。共和国的想法却很委婉，即首先解决6000万伊朗人的生存问题，在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考虑政治改革。虽然在外界看来，俄罗斯与共和国都在应用自身改革的经验，因为俄罗斯就是在一夜之间成立的，并且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治改革，等国家挺过政治改革的镇痛之后才开始经济改革，共和国走的则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先搞经济改革，等到经济改革收获成果之后才搞政治改革。但是从本质上讲，两国不是在推行改革经验，而是在争夺伊朗利益。原因很简单，如果按照共和国的方案做，谁想控制伊朗，谁就得投入更多的本钱。毫无疑问，俄罗斯没有足够的本钱，与共和国拼资本，肯定会输得很难看。为了国家利益，俄罗斯只能设法在伊朗制造点麻烦。
问题是，谁也不能忽略伊朗当局的选择。
共和国与俄罗斯提出重建建议的时候，伊朗当局就看穿了两个“盟国”的意图。摆在伊朗当局面前的选择非常棘手，事实上不管投靠哪一方都得进行政治改革，区别只是早改与晚改。毋庸置疑，对当时仍然把持着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来说，最好是别提政治改革，如果必须得改，那就越晚越好。
如此一来，共和国与俄罗斯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伊朗当局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在2025年到2030年间，伊朗换了11位总统与17届政府的根本原因。伊朗采用了共和国的重建建议，却在政策上倾向俄罗斯。也就是说，伊朗当局想借助共和国的帮助完成战后重建，再利用俄罗斯的影响来抵制政治改革，最终既得到了共和国的援助，又避免了政治改革。毫无疑问，伊朗当局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因为主导重建与改革工作的是伊朗总统，至少名义上是伊朗总统，所以在共和国非常不爽的时候，伊朗当局就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应付共和国。显然，应付不可能持续太久。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10年，共和国的耐心终于用光了。随着共和国以伊朗当局没有兑现保护共和国商人在伊利益的承诺为由，不但终止了对伊无偿援助，还暗中限制国内商人去伊朗投资。正是共和国的愤怒之举，使伊朗的第一次改革以失败告终。因为这场持续了5年的改革充满了政治斗争与大国利益斗争，所以其改革本质反而不为外界所知。
时隔8年，伊朗再次开始改革，问题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虽然在包括绝大部分西方媒体在内的大部分人看来，年仅六旬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正是在2005年6月当选，率先提出了伊朗改革理念的前总统内贾德的儿子）提出改革，除了继承父亲的遗志之外，主要原因就是应对外界压力，通过改革振兴伊朗。目的没有错，但是推动改革的主因不是外界威胁，而是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战争后的战后重建，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再分配。
为了巩固政权，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必须高度重视军人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让那些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军人得到好处。如此一来，在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伊朗国内涌现了数十个通过军功奖赏起家的大家族。利用最高精神领袖富裕的特权、加上军队里的影响、在短短10多年间，这几十个大家族就掌控了伊朗的经济命脉，成了货真价实的食利者。用一名在伊朗生活了一辈子、直到2040年退休后才离开伊朗的瑞典外交官的话来说，伊朗战争之后，伊朗的问题就是50个大家族的问题。根据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仅在与俄罗斯合作建立国际能源组织的时候，伊朗的50个大家族就收获了数万亿美元，而这些通过出口资源换来的金钱，原本应该落入伊朗民众的口袋来，流入伊朗国内市场，促进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在这轮财富大洗牌中，伊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