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新境界（2 / 2）

正是如此，在共和国与美国于2050年左右纷纷加大军费投入，并且扩大财政赤字的时候，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在变着花样推行“凯恩斯主义”，即通过赤字开支促使货币贬值，由货币贬值拉动通货膨胀，再由通货膨胀来推动社会消费。当然，为了使这一系列的政策产生效果，还得通过扩大军火生产、提高军人福利、加强军事科研等方式把钱送入消费市场，让民众有钱可用。到底是提高军人福利、还是扩大军火生产，就得看政府是在为谁服务了。用几家欧洲新闻媒体的话来说，扩大军火生产，实际上是把钱送给了军火利益集团，虽然这能帮助军火产业工人提高收入，但是真正的获益者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少数资本家，而且这么走下去，只会使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国家最终不得不依靠战争来消耗剩余物资。提高军人福利产生的效果则截然相反，真正的获益者是军人、以及在军人身后的广大普通大众，而且会将政府投入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使社会经济逐渐向好，最终摆脱危机。

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采用一种办法，所以只能由倚重来判断政府的政策。

由此可见，共和国当局一直在努力解决经济问题，并且希望由此阻止战争。与共和国当局相比，美国联邦政府似乎更加希望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延迟经济危机，为世界多创造几十年的和平。

当然，从长远上来看，战争不可避免。

如果从长远来看，共和国当局立足于打大仗与狠仗，并不指望在战争初期一举打垮对手，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持久消耗战的心理准备。与共和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当局的做法只能说明，美国的利益集团对美国的信心不足，希望在战争初期获得绝对优势，一举打垮共和国，迅速取胜。

客观的讲，这也是双方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以及曾经管理过拥有几十万员工的全球第一大企业的商界领袖，蔺慕勋不可能不知道，正是共和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基本政治环境与基本经济情况，让共和国当局没有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做战争准备，而是为和平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并且为之做出了努力。

直接结果就是，到2055年初，共和国的战争准备并不充分。

如此一来，在全世界都认为共和国将主动挑起战争的时候，颜靖宇与裴承毅才不得不给全体代表大会的主要代表做思想工作，让这些渴望战争、或者说渴望从战争中获得好处的代表们能够高抬贵手。

同样的原因，蔺慕勋没有站到颜靖宇与裴承毅的对立面上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蔺慕勋要求裴承毅提供战争计划，不是在为难裴承毅，而是在为国家考虑。不管怎么说，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蔺慕勋的首要效忠对象不是住在元首府与副元首官邸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而是全体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以及选出这些代表的民众。虽然蔺慕勋相信以裴承毅的才能，以及共和国国防部的能人志士，不可能搞不出一套完善的、能够让人看着舒服的战争计划，但是在看到这样的战争计划之前，蔺慕勋必须先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并且多留一个心思。

可以说，蔺慕勋代表的，也正是共和国新一代政治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在20年前，也就是王元庆的时代，还真没有几个代表怀疑过王元庆的决策，在绝大部分时候，全体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仪式化的机构，要做的，只是通过审议与表决让元首府与国务院的决策获得法律效力。在10年前，也就是顾卫民的时代，因为经历了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战争、并且在众多国际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所以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元首与总理也是常人，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而全体代表大会存在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不让元首与总理犯的错误对国家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利用立法权把好最后一道关。到了现在，代表们追求的不再是独立思想，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民族与对选民的责任。

说得狭隘一点，蔺慕勋必须为三坚集团、中重集团、中航集团、以及其他众多集团的数百万投他选票的工人负责。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2年多时间内，蔺慕勋一直坚持这一原则。

比如在2053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审议工作中，蔺慕勋就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即将装备研发与采购费用的比重由32%提高到40%，以确保正在进行的几个装备项目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当时，蔺慕勋只提出了一个理由，即这些装备采购项目关系到了共和国军事工业、资源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众多行业的大约150万名工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不对预算案进行调整，至少会导致20万工人失业，以及大约35万工人的收入降低。正是如此，在全体代表大会的审议阶段，400多名代表联名支持，要求国务院与国防部调整国防预算的分配方式。到了第二年，蔺慕勋直接提出以增加国防预算的方式来增加装备采购费用，确保更多的工人能够获得工作机会。

总而言之，蔺慕勋首先考虑的是支持他的选民，而不是政府，甚至不是国家。

实际上，如果每一个代表都这么做，就不会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从理论上讲，国家的主体就是民众，而民众的主体就是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也就是所谓的选民，所以保护选民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国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讲，这也正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是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

换个角度看，蔺慕勋这样的政治家，正是政治改革的产物。

正是当年王元庆推行政治改革时所说的话，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属于人民的归还给人民，让人民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人。

体现这句话真实含义的，正是人民选举的代表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法，而不是站在国家的高度上说法，更不是替政府思考问题。

一定要为蔺慕勋这样的代表给出一个定义的话，那他们的出现，才真正证明了政治改革的成效。可以说，只有当这些由全国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能够为民众的冷暖、为民众的悲喜考虑，并且利用手里的权力为民众争取利益的时候，王元庆终其一生推行的政治改革才算收到了成果。

当然，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蜕变并不是一下到来的，而是渐渐到来的。

事实上，早在蔺慕勋之前就有很多代表做过类似的事情，不然在此之前的20年间，共和国也不会出台那么多与民众生息有关的法律，并且让那么多的法律得到落实，让民众的利益得到保障。

也就是说，蔺慕勋等人只是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说直接一点，那就是在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作为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敢于质疑元首府与国务院的决策，敢于让元首府与国务院出来担责，也敢于为此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这绝对不是一小步，而是一大步。

正是如此，蔺慕勋才如此重视这次的事情，要求裴承毅给出一个能让他、以及让众多代表满意的答案。

同样的，裴承毅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如此郑重。

只不过，在这场博弈中，手握大权的国家领导人自然拥有主动权。